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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法典編纂建言獻策

時間:2019-03-26 15:08:00作者:王利明 石冠彬新聞來源:《人民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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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民法典編纂建言獻策

  ——2018年民法學理論熱點研究綜述

  │王利明* 石冠彬**

  2018年在中國民法學歷史上是極為重要的一年,民法典分則立法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2018年3月15日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公布民法典分編征求意見稿,2018年8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了《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確定了未來民法典除總則編外,各分編將由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和侵權責任編構成,其中民法典合同編草案與侵權責任編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8年12月23日進行了第二次審議。

  2018年,中國民法學界始終高度關注民法典的編纂工作,并積極建言獻策。從這一年度民法領域的科研論文來看,本年度的民法學理論研究呈現如下特色:學界除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民法學的發展、成績及經驗外,主要圍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以下簡稱《民法總則》)的適用與民法典的編纂兩大問題展開研究,研究范式可謂解釋學與立法學并重,既關注傳統民法學問題也關注新型前沿問題,既關注熱點學術問題,社會熱點案件也關注基礎理論問題。

  一、民法典內在體系及中國民法學的發展(略)

  二、《民法總則》的理解與適用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

  2018年民法學界極為關注《民法總則》的適用問題,大致可作如下不完全歸納:

  (一)法人制度的理解、適用與完善

  就法人的分類而言,有論者認為民法總則區分營利法人和非營利法人的規范意義在于有助于構建“立法和政策對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組織形式設立必要的限制”的邏輯基礎,12也有論者認為稅法上的營利不該成為法律調整的基準。13

  就捐助法人而言,有論者認為作為捐助法人治理樞紐的“決策機構”的法律地位應取決于捐助人的意思,其既可能是意思決定機構也可能是意思表達機構;14有論者認為宗教活動場所法人中的宗教財產只應歸屬于宗教組織,國家、集體和私人不宜成為宗教財產權的主體。15

  就法人制度與公司法關系而言,有論者認為部門法無需規定法人的條件和一般規則,《民法總則》“法人章”可能成為公司法制度創新的障礙且會造成規范適用上的沖突;也有論者認為《民法總則》對公司法具有補充適用和漏洞填補的功能,但個別條款確實存在體系違反的問題。16

  (二)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理解與適用

  作為民法學理論中的核心概念,民事法律行為所涉及的理論問題最為復雜,也是學界研究《民法總則》適用問題的核心議題,學者主要針對民事法律行為類型中的決議行為、民事法律行為效力規則等展開論述。

  就決議行為而言,有論者認為決議行為和合同行為區分的根本差別在于兩者民法哲學基礎不一致,《民法總則》將決議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類型是中國特色的體現。17

  就民事法律行為效力而言,學者們的研究主要圍繞惡意串通、顯失公平、虛假民事法律行為、行為被撤銷后的法律后果等展開:就惡意串通而言,有論者認為惡意串通規范適用范圍并不局限于雙方當事人,其屬于絕對無效事由;18也有論者認為惡意串通應該是相對無效事由。就顯失公平而言,有論者認為顯失公平規范的正確適用應通過將顯失公平的客觀要件事實與主觀要件事實作為一個整體綜合考量從而得以實現,19也即有論者所主張的“動態體系論”。20就虛假民事法律行為而言,有論者就虛假民事法律行為的適用展開系統論述,主張其中包含的動機因為欠缺效果意思所以不屬于意思表示;21有學者在界定虛假民事法律行為的概念和特征后,指出其包含行為人須有兩方以上的表意人、雙方當事人所表達的意思并非當事人的真意、雙方當事人對虛假的意思表示的表達須有通謀這幾個構成要件,并主張當事人從事虛假民事行為往往是為了欺騙第三人,故虛假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后果無效,但是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22就民事法律行為撤銷制度而言,有論者認為民事法律行為被撤銷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之規則應修正為善意排除規則,其可解決第三人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處分權可撤銷性時是否適用善意取得規定的問題;23還有論者就可撤銷民事法律行為的期間問題作了立法論上的研究,主張重大誤解的撤銷期間應縮短為1個月且起算點宜改為“知道”標準,而因第三人欺詐和因暴利產生的撤銷期間宜獨立規定為6個月,此外,最長期間的限制宜與最長時效期間保持一致。24

  (三)民事權利、民事責任相關規范的理解與適用

  就《民法總則》中民事權利相關規范而言,除了下文將提及的個人信息之外,學界還主要圍繞網絡虛擬財產、數據等展開研究。就網絡虛擬財產的規定而言,有論者認為從規則適用的邏輯融貫與簡練上考慮,應將網絡虛擬財產作為特殊的物權加以解釋。25就數據保護而言,有論者主張我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數據應當得到保護,且因數據上體現的“內容”可以受到個人信息、著作權、商業秘密等保護,所以沒有必要再單獨增添一個新的專門所有權,但可以依循“絕對權化”的路徑,構造一種強度適中的專有權利,從而融入既有的民事權利體系。26

  就《民法總則》民事責任相關規范而言,主要圍繞英烈條款和好人條款展開。就英烈條款的適用問題,有論者認為《民法總則》中的英烈條款在適用中不同的請求權人主張的民事責任具有一定差異性,為保證民法的體系自洽性,未來宜歸入民法典分則中予以細化規定并刪除總則中的這一條文。27針對好人條款中的責任豁免問題,有論者認為《民法總則》單獨規定了“好人法”與無因管理制度作出分離,救助人不再承擔重大過失責任,也即這是立法者為實現充分鼓勵救助的目的而設,并不存在法律漏洞。28

  (四)訴訟時效制度的理解與適用

  訴訟時效制度是《民法總則》頒布之后學界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因為與司法實務極為緊密,學界也存在一定爭議:筆者曾主張《民法總則》與民法通則普通訴訟時效銜接應當確立“何時行為何時法、前后交叉用新法”這一時效溯及力規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最終也持這一立場。但也有論者認為根據立法法中不溯及既往的原則,《民法總則》所確立的三年普通訴訟時效只能針對2017年10月1日之后的行為。

  就不適用訴訟時效請求權的規定而言,有論者認為《民法總則》第一百九十六條不是法律移植的結果,而是選擇性接受既有理論共識并進行一定程度理論創新的體現。29也有論者就不動產、登記動產、普通動產的返還原物請求權與訴訟時效區分對待持否定態度。

  三、人格權立法問題研究取得重大進展

  毋庸諱言,我國此次民法典編纂過程中爭論最激烈的當屬人格權獨立成編與否的問題,目前官方立場已經明確人格權將獨立成編,此可謂民法典編纂中國模式的正式確立,未來民法典將侵權責任編與人格權編均加以獨立,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法學理論,為民法學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人格權獨立理論主要從人格權的屬性、法定性與侵權法的關系展開,此外,個人信息權如何保護的問題受到極大的關注。

  (一)人格權獨立成編的爭論

  就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問題,理論上主要從人格權的屬性、人格權的法定性與開放性、人格權法與侵權法的關系等幾個層面展開探討。

  首先,關于人格權的屬性問題。雖然有論者認為人格權屬于自然的防御性權利,認為其主要目的在于對人格權提供保護和救濟而不是權利的行使,這與物權、合同等權利明顯不同。但贊成人格權獨立成編的論者則認為,伴隨著人格權商業化利用制度的快速發展,人格權不再是一個以救濟為主的權利,其權利的積極行使特征更為凸顯;即使是健康權、身體權等傳統人格權法理論認為不能處分的人格權,也存在權利人依法行使的情況,比如捐贈身體器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所以不應當就此否定人格權的積極權能。

  其次,關于人格權法定性和開放性問題。有論者認為人格權法定主義有可能限制人格權保護的種類和內容,最終有損人格權的保護。但贊成獨立成編的論者認為獨立成編將更加有利于保護人格權,人格權的法定不等于人格權的固化,法定性與開放性本身并不矛盾;還有論者從我國人格權保護的歷史、宣示性條款的指引價值、人格權理論體系的發展與完善、我國不具備憲法保護人格權現實依據等角度論證了人格權法定性將有助于人格權的進一步保護且與其開放性并不矛盾。

  再次,關于人格權法與侵權法的關系。曾有論者認為人格權獨立成編將割裂侵權法的內在體系。但贊成人格權獨立成編的論者認為侵權法無法包含人格權積極行使權能的相關內容,人格權請求權與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兩個獨立的請求權,人格權獨立成編雖然要注意協調好與侵權編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兩者是矛盾的;而且,民法典人格權獨立成編是落實黨的十九大保護人格權精神的體現,符合科學立法精神和完善民法典體系的要求。

  此外,就民法典人格權編的現行草案,有論者認為201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人格權編(草案)》,是對我國長期以來的立法經驗、司法實踐以及學理研究的務實總結,也有觀點認為現行草案主要屬于對現行規范的整合,并無實際創新。

  (二)個人信息保護問題的研究

  《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的個人信息條款引發了學界的極大關注,分歧點主要集中在個人信息的私人權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上,目前民法典人格權編單獨規定了“隱私權與個人信息”一章,并試圖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問題加以完善,圍繞個人信息展開的討論甚為激烈,且尚未達成共識。

  就其性質而言,有論者認為上述條款中的個人信息屬于自然人享有的具體人格權,即個人信息權,也有論者認為其不能被界定為一個普通的私權。此外,對于個人信息權在屬于絕對權的同時是否屬于支配權,學界也存在一定分歧。

  就其保護理念與途徑而言,有論者認為個人信息保護應當采取“普遍免費+個別付費”這一新思維;30有論者認為個人信息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則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的重構應堅持以自主為核心價值,以保護與利用的平衡為理念。31有論者認為保護隱私權益應當更多采取公法風險規制與消費者權益法律保護的框架,而不是尋求一種具有確定性邊界的隱私權或個人信息權;32還有論者認為一切個人信息均應當受侵權法的保護,這并不會阻礙信息交流,并就侵權構成要件、救濟途徑和責任承擔方式提出了相應見解。

  就其保護的立法技術模式而言,有論者認為我國應以實現個人信息保護與相關產業發展的平衡為出發點和立足點,單設特殊侵權責任類型,設立“有限”的舉證責任倒置制度以及確立信息控制者和信息處理者之間的連帶責任以及免除連帶責任的條件,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涉第三方信息處理者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33有論者主張未來個人信息保護法應當通過對個人信息進行類型化區分,從而實現信息保護與信息利用的平衡,對于敏感信息的界定方法提出了定義加列舉方法,并提出增加信息處理的情境和目的作為界定敏感信息的考量因素;34有論者認為傳統的個人信息個人控制理論忽視了個人信息的社會性、公共性,不僅不能全面反映個人信息的法律屬性,而且不能適應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利用的新環境和新方式,未來個人信息保護應從個人控制走向社會控制,所以我國應當從個人信息的法律屬性出發,以社會控制論指導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建立平衡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適應大數據時代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35有論者提出為促進信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應更新理念,構建一個在“信賴”理念指引下的信義義務制度,以作為對現有制度的補充。36此外,也有論者主張的民法典應當規定信息刪除權。

  (三)人格權法其他問題研究

  針對新型人格權問題,有論者提出新型人格權司法證成應當進行權利正當性證成,并遵從裁判后果性、司法可行性維度的裁判準則;37還有論者認為應在未來民法典人格權編中將安寧權增設為獨立的具體人格權,以擺脫相關司法實踐中人格利益保護不力、權利依據不明等法律適用困境,回應審判實務對安寧權概念的確認,滿足信息時代民眾加強權利保護的現實需求。38

  四、物權法的適用與民法典物權編的編纂

  2018年民法學界對于物權法的適用問題予以持續關注,并且就動產抵押、特殊動產對抗登記主義等問題展開了很有意義的研究。但整體上來說,學界主要關注民法典物權編的編纂工作。

  (一)物權法的適用問題研究

  就現行物權法適用中所碰到的問題,深層次而言均是基本理念在司法實踐中的落實問題,學界至少深入研究了如下議題:

  針對物權法定這一基本原則,有論者認為物權法定的實質是種類法定,其并不包括、也無需包括設立方式、效力、公示方法、保護方法的法定,地役權的靈活性存在于物權法定內部,其并非物權法定的補充。39

  針對物權法的現行規范,有論者認為物權法的“應當”條款有多重語境,對應著倡導性規范、授權第三人規范、強制性規范,重視多重語境有利于法律條文的妥當設計和法律規范的妥當適用。40

  物權變動作為物權法的核心制度,與其相關的問題自然也成為2018年民法學界的研究熱點:其一,有論者認為不動產登記的公信力具有局限性,并不適用于非基于法律行為取得登記之不動產物權等情形。41其二,針對動產抵押問題,有論者對現行物權法動產抵押制度的不足加以批判,并主張動產抵押的登記對抗要件并非用于解決無權處分時的所有權歸屬,而是具有不同于不動產登記的消極公示、分配清償順位、防止欺詐的功能。42此外,有論者認為,依據物權法和擔保法,無法得出動產抵押登記機關需負實質審查責任的結論。43其三,針對特殊動產的物權變動問題,有論者認為準不動產(特殊動產)的登記對抗主義在法理構造上具有“效力不完全的物權變動”對“善意第三人的否認權”,“效力完全的物權變動”對“第三人無否認權”的雙重結構,而支撐這種雙重結構的核心恰恰在于當事人對“未登記不對抗”和“登記即對抗”規則的善意的制度信賴;44相反,有論者則認為,物權法第二十四條所確立的登記對抗主義僅限于實現無權處分之下的交易安全保護,只是重復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的法律效果,該條在民法典編纂中應被盡早廢止。45

  (二)民法典物權編的立法問題研究

  就民法典物權編的立法問題而言,主要圍繞著現行物權法進入民法典成為物權法所應當秉承的基本理念以及現行所有權制度、用益物權制度、擔保物權制度和占有制度的立法完善問題。

  關于物權編的基本理念問題,有論者主張應當以問題為導向,堅持“小修小補”模式,對于特殊動產物權變動規則應當確立登記、交付都屬于公示方式,物權請求權與侵權請求權關系應當加以協調。

  關于物權編所有權制度的立法完善問題,有論者圍繞民法典物權編的所有權規則,提出應堅持物權法對公有財產調整的形式上的工具價值,以及對涉及公物的價值判斷的避免兩大主旨,對公法規范進入物權法進行合理取舍,以通過約束私法關系來保障公有財產公共目的的達成,還主張引入“空間”概念解決業主權屬及車庫歸屬問題,明確善意取得以合同有效為前提,并適度規定贓物善意取得、確立拾得物激勵規則。46就登記機構這一物權法中極為重要的行政機關,有論者提出未來民法典物權編應當對登記機構的權力加以限制,并就不能拒絕登記的情形、引入替代審查機制的情況以及完善更正登記和異議登記制度等提出見解。47此外,還有論者認為應當適當降低建筑物區分所有權行使的條件。48

  關于物權編用益物權制度的立法完善問題,有論者則就未來民法典物權編的完善進行專題研究,主張應當明確用益物權的客體只有不動產,并明確一般效力、行使原則、消滅原因等通用規則,增加典權權利類型,并明確居住權、不動產租賃權、不動產收益權不宜規定為用益物權;立法應賦予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與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以平等法律地位,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期限應當取消;空間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內容應當進一步細化,地役權應改稱不動產役權,其設定應改采登記生效主義,自己不動產役權應予承認。49此外,有論者主張居住權立法應當與繼承編的制度創新緊密聯系起來,從而奠定該制度納入民法典的制度基礎;也有論者主張應當細化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自動續期的規則,增設居住權、典權;還有論者主張應明確規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

  應該說,用益物權部分最受關注的問題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而民法典應當如何將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政策設計成法律制度又是其中的核心。有論者認為,對宅基地使用權的收益權能、申請條件與審批程序、宅基地使用權的收回與退出條件都應當予以明確;也有論者主張物權與成員權的分離即可實現宅基地使用權去身份化的目標。就三權分置改革措施在民法典中的落實,學者們的共識在于用益物權制度中需要規定農地經營權,但對于農地經營權究竟是否是獨立的用益物權則存在極大的爭議,有論者主張承包經營權流轉產生的是經營權承租的后果而沒有必要規定獨立的用益物權,50也有論者認為這就是一項獨立的用益物權;此外,有論者強調土地承包經營權是純粹的財產權不應具有任何身份屬性;有論者則關注土地經營權與破產法如何銜接的問題。

  關于物權編擔保物權制度的立法完善問題,有論者對此進行專題討論,提出應當增加讓與擔保與營業質權,其中讓與擔保應置于法定擔保物權留置權之前;應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以及海域使用權抵押,權利質權的范圍則應采納正面列舉和反面排除相結合的方式;股權質權、知識產權質權、應收賬款質權等質權的設定應改采登記對抗主義,以與動產抵押相統一,并需構建統一的動產融資登記公示制度,以建立統一的優先受償次序;應承認當事人可依約定突破擔保物權的從屬性,明確代位物并不僅限于金錢且物上代位所取得的法定質權與原擔保物權順位相同;并應認可抵押物可自由轉讓,并承認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就擔保物權的實行方式,應在對擔保物權人課以強制性清算義務的前提下承認契約的效力,同時增設強制管理的方式。51還有論者就擔保物權編的完善問題進行系統研究后,提出我國民法典物權編應維持現有的擔保物權體系,不應將非典型擔保納入其中,同時擔保物權總則的內容應當剔除那些并非擔保物權共通規則的內容、增加對擔保物權不可分性的規定、將擔保物權人物上代位權界定為法定債權質權、允許當事人約定擔保物權的存續期間、明確擔保物權因主債權訴訟時效屆滿而消滅并認可混合共同擔保中擔保人之間的追償權;就抵押權的完善而言,應當允許民辦學校、幼兒園或醫院以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等抵押,規定抵押權的效力及于抵押財產的從物、添附物,認可流押契約的效力,完善抵押權與租賃權的沖突規則,增加對共同抵押權的規定;應當增加金錢質押的規定,明確票據和倉單質權的設立要件及界定應收賬款的范圍,明確規定特定情形下債務人消滅留置權的權利,明確留置物被抵押時留置權也優先于抵押權,縮短債權人給予債務人的寬限期限。52就上述提到的抵押物轉讓問題而言,有論者主張中國民法典應以抵押物的自由轉讓和抵押權的追及效力為基礎,通過創設抵押人的除去抵押請求權、抵押權人的代價清償請求權和抵押物取得人的代價清償除去抵押請求權,以實現抵押權追及效力的緩和。53此外,還有論者認為將反向抵押權納入民法典物權編既具有客觀必要性,又具有現實可行性,應圍繞主體(抵押人和抵押權人)、客體和當事人權益等問題展開。54

  關于物權編占有制度的立法完善問題,有論者認為民法典占有制度應當從占有與占有人的涵義,占有權利與樣態的推定,直接占有人、間接占有人與占有輔助人的涵義及其判定,占有的變更、移轉、合并與分離,善意、惡意占有人的責任及其與所有人等之間的回復關系,占有人(含占有輔助人)的自力救濟權與物上請求權,共同占有及其權利行使,占有的消滅及準占有等方面加以確立、建構或完善。55

  五、合同法的適用及民法典合同編的編纂(略)

  六、侵權責任法的適用與入典問題(略)

  七、家事法的研究(略)

  八、司法實務熱點問題研究

  就司法實務熱點問題研究而言,很多問題探討跨越了民法總論、物權、債權領域,也有的問題探討是專門針對民法典分則的某一制度具體展開:

  就司法實務中經常發生爭議的代理問題,有論者由“榆林產婦跳樓事件”引發了對醫療決定代理這一法律問題的深度思考。有論者認為不宜無條件地斷言合同書上蓋章的意義在于確認當事人通過書面形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的真實性,存在有權代理、無權代理以及表見代理的適用空間。85

  同樣,合同效力糾紛始終是司法實務的疑難問題:有論者認為開發商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卻從事商品房預售交易的行為,屬于違反了管理性強制性規定的合同,其效力不受違法性影響;86有論者認為司法機關應以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釋所確立之合同效力認定規則為裁判路徑,全面肯定企業間借貸合同效力。同樣,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在《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較為模糊地規定了“以履行買賣合同擔保債權實現”這一問題,導致司法實務裁判分歧極大,對此,有論者主張買賣型擔保是一種有效的契約擔保,不能解釋為傳統的“代物清償預約”“附條件代物清償”“債之更改”等,亦有別于物權性的讓與擔保,其兼具債法效力和擔保效力,應同時肯定買賣關系的效力。87

  就司法實務中常見的夫妻雙方通過“贈與子女財產”來分割共有財產的問題,有論者認為離婚協議中的“贈與子女財產”條款不應界定為贈與關系,而屬于身份法上的“離婚財產清算協議”,具體法律規則適用涉及多方利益的保護;88另一個親屬法領域的典型問題即父母處分子女名下財產的問題,有論者認為宜將父母非為子女利益訂立的抵押合同定性為超越對法定代理權之法定限制的無權代理行為,于此并無表見代理適用的空間,唯子女成年后的追認可令其生效。89

  也有論者關注高科技時代的司法適用問題,比如,有論者針對冷凍人體胚胎繼承這類物上并存物權與人格利益的現實狀況,提出民法學理論必須引入人格物這一概念,從而突破人與物二分思維的局限。90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

  **海南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科研人員。

  12參見金錦萍:《論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的組織形式選擇——兼論營利法人與非營利法人分類的規范意義》,載《當代法學》2018年第4期。

  13參見史際春、胡麗文:《論法人》,載《法學家》2018年第3期。

  14參見李曉倩:《捐助法人治理的中國邏輯——以基金會決策機構為中心的考察》,載《當代法學》2018年第4期。

  15參見仲崇玉:《〈民法總則〉背景下宗教財產的歸屬》,載《法學論壇》2018年第3期。

  16參見錢玉林:《民法總則與公司法的適用關系論》,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3期。

  17參見王雷:《〈民法總則〉中決議行為法律制度的力量與弱點》,載《當代法學》2018年第5期。

  18參見朱廣新:《惡意串通行為無效規定的體系地位與規范構造》,載《法學》2018年第7期。

  19參見武騰:《顯失公平規定的解釋論構造——基于相關裁判經驗的實證考察》,載《法學》2018年第1期。

  20參見王磊:《論顯失公平規則的內在體系——以〈民法總則〉第151條的解釋論為中心》,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21參見曾大鵬:《〈民法總則〉“通謀虛偽表示”第一案的法理研判》,載《法學》2018年第9期。

  22參見楊立新:《〈民法總則〉規定的虛假民事法律行為的法律適用》,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23參見武騰:《無效、可撤銷民事法律行為與善意第三人保護》,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1期。

  24參見耿林:《論民法總則的撤銷期間》,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25參見沈健州:《從概念到規則:網絡虛擬財產權利的解釋選擇》,載《現代法學》2018年第6期。

  26參見呂炳斌:《論網絡用戶對“數據”的權利——兼論網絡法中的產業政策和利益衡量》,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

  27參見劉穎:《〈民法總則〉中英雄烈士條款的解釋論研究》,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28參見王道發:《論中國式“好人法”面臨的困境及其解決路徑——兼論〈民法總則〉第184條的理解與適用》,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29參見楊巍:《論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請求權——我國〈民法總則〉第196條的問題與解決》,載《政治與法律》2018第2期。

  30參見張新寶:《“普遍免費+個別付費”:個人信息保護的一個新思維》,載《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5期。

  31參見田野:《大數據時代知情同意原則的困境與出路——以生物資料庫的個人信息保護為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6期。

  32參見丁曉東:《什么是數據權利?——從歐洲〈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看數據隱私的保護》,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33參見朱宣燁:《新時代個人信息民事保護路徑研究——以存在第三方信息處理者情況下的民事責任分配為視角》,載《法學雜志》2018年第11期。

  34參見胡文濤:《我國個人敏感信息界定之構想》,載《中國法學》2018年第5期。

  35參見高富平:《個人信息保護:從個人控制到社會控制》,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3期。

  36參見吳泓:《信賴理念下的個人信息使用與保護》,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37參見徐鈍:《論新型人格權司法證成的基本準則》,載《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

  38參見方樂坤:《安寧利益的類型和權利化》,載《法學評論》2018年第6期。

  39參見張志坡:《物權法定,定什么?定到哪?》,載《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1期。

  40參見王軼:《論物權法文本中“應當”的多重語境》,載《政治與法律》2018年第10期。

  41參見章正璋:《論我國不動產物權登記公信力的范圍與限度》,載《法商研究》2018年第3期。

  42參見莊加園:《動產抵押的登記對抗原理》,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5期。

  43參見高圣平:《動產抵押登記的審查責任——基于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開》,載《法學評論》2018年第1期。

  44參見汪志剛:《準不動產登記對抗主義的一般法理》,載《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

  45參見莊加園:《登記對抗主義的反思與改造:〈物權法〉第24條解析》,載《中國法學》2018年第1期。

  46參見梅夏英:《民法典編纂中所有權規則的立法發展與完善》,載《清華法學》第2018年2期。

  47參見尹飛:《不動產登記行為的性質及其展開——兼論民法典編纂中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完善》,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2期。

  48參見王利明:《我國民法典物權編的修改與完善》,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2期。

  49參見房紹坤:《民法典物權編用益物權的立法建議》,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2期。

  50參見韓松:《論民法典物權編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規定——基于“三權分置”的政策背景》,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5期。

  51參見高圣平:《民法典擔保物權法編纂:問題與展望》,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2期。

  52參見程嘯:《民法典物權編擔保物權制度的完善》,載《比較法研究》2018第2期。

  53參見鄒海林:《論抵押權的追及效力及其緩和——兼論〈物權法〉第191條的制度邏輯和修正》,載《法學家》2018年第1期。

  54參見魯曉明:《論反向抵押權制度在民法典〈物權〉編之建構》,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5期。

  55參見陳華彬:《我國民法典物權編占有規則立法研究》,載《現代法學》2018第1期。

  85參見崔建遠:《合同解釋語境中的印章及其意義》,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4期。

  86參見王軼:《論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對合同效力的影響》,載《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6期。

  87參見陳永強:《以買賣合同擔保借貸的解釋路徑與法效果》,載《中國法學》2018年第2期。

  88參見陸青:《離婚協議中的“贈與子女財產”條款研究》,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1期。

  89參見夏昊晗:《父母以其未成年子女房產設定抵押行為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判決評析》,載《法學評論》2018年第5期。

  90參見冷傳莉:《“人格物”的司法困境與理論突圍》,載《中國法學》2018第5期。

  (摘自《人民檢察》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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